刑满释放人员成“励志网红” 到底励了谁的志？******
挤入流量新赛道 刑满释放人员成“励志网红” 到底励了谁的志？
主播王某(化名)把自己的《释放证明书》贴在朋友圈封面上，上面写着他的户籍所在地、犯罪事由和服刑时间。不知从何时起，打开抖音、快手搜索“刑满释放”，便会看到许多自述刑满释放的博主，用短视频或者直播进行分享和创作。
一个新流量赛道悄然出现，运营个人账号的刑满释放人员们共同踩出一条“浪子回头励志网红”的新赛道。
然而，这样的“励志网红”也问题不断。近日，小红书平台账号“天郎哥哥”晒出自己的《释放证明书》并写道“我不会接受别人对我的施舍……重获新生……希望大家关注我”，得到很多网友支持。但很快，有网友发现并曝光其所犯罪行为强迫卖淫罪。该账号也很快搜索不到。
刑满释放人员当主播
有何乱象
有人过往罪行被曝光账号被关闭
上述小红书“天郎哥哥”被曝光其所犯罪行为强迫卖淫罪后，网友纷纷表表示其“不配重新开始”并获得支持和关注，认为“这样的人如果可以做励志网红，真是荒诞至极、令人愤怒”。
与此同时，在微博拥有账号的“寻亲男孩今晚有没有哭”的主播，自述悲惨寻亲经历，称命运坎坷曾误入歧途，进入“社会大学”(即监狱)，收获不少同情。在抖音上吸引了12余万粉丝后，“寻亲男孩今晚有没有哭”开始直播带货，用偏贵的定价向女性粉丝卖卫生巾，却被发现、曝光其所犯罪行是强奸罪——他曾持刀强奸不到15岁的女性受害人。消息曝光后，群情激愤，众怒难消，网友纷纷表示“愤怒至极”“不可容忍”。
截至发稿时，记者在两个平台上均已搜索不到上述账号。但如果在多个短视频平台搜索“刑满释放”，会有大量刑满释放人员经营账号跃入眼帘。
有人称没有收入要“养家糊口”
主播成某(化名)的直播往往开始得早，将近凌晨2点才会结束。成某告诉记者，这是一份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工作，而他现在能找到的其他工作“收入和回报都不成正比”。
事实上，自从有粉丝在直播间告诉王某，某抖音账号主播的刑满释放人员身份是假的，浪子回头是其假人设之后，王某就把自己的《释放证明书》贴了出来。
主播王某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他告诉记者，他做视频账号，因为不吐不快。“一是为了发泄自己心里的压抑，二是希望别人看到我的事情之后能够遵纪守法，这是我的初衷，监狱里面的生活真是太难了。“
被问及在账号中直播带货是否抱有赚钱的目的，王某是这样回答的：“我现在没有收入，粉丝告诉我可以挂小黄车，别人可以买东西，我肯定不排斥赚钱的机会，就挂了。但也没有为此去讲解商品，我连那些商品都没有。”
成某告诉记者，经营账号全为“养家糊口”，其直播打赏和带货收入有限且不稳定，但“好的时候要比我们这个县城的平均收入高”。
出狱后缺乏一技之长，工作难找
王某告诉记者，出狱后，像开网约车、送快递、送外卖这样的好工作，他都找不到。
同为“刑满释放”主播的成某则对记者表示，刑满释放人员大多学历较低且缺少一技之长，在网约车司机等职业将其拒之门外时，最理想的去处是不需要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小企业。
“刑满释放”主播王某和成某都表示自己没有签约公司。成某告诉记者，他曾经短暂加入过“工会”——一个帮忙进行策划和推流的组织，需要分成30%左右。“但是我这个类型太冷门了，很多内容他们都不知道，帮不上忙，没多久我就退了。”
成某表示，经历了近10年的服刑，他并非利用刑满释放这一身份，而是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创作源泉、了解的内容。在作为刑满释放人员分享之外，成某也曾尝试运营过亲情有关的内容，但反馈平平。2023年1月12日，成某在自己的账号上发布新视频，表示尽管运营视频账号带来了一定的收入，成某还是希望年后去找一份别的工作，如果工作不顺，接下来就要专心做账号。
是谁在关注他们？
记者观看直播、参与粉丝群聊发现，在刑满释放博主的直播间，有大量服刑人员家属问问题、和主播互动并打赏，他们有许多无法从其他渠道解决的困惑，比如该给服刑人员打多少钱，送什么样的衣服是他们需要的。
主播成某在赌场做“小弟”而后因经济犯罪入狱9年有余。一个关注者问成某：“(在服刑的亲友)总说让我不要去，麻烦，我该不该去？”成某回答说：“能去就去，那么说是怕你折腾、怕你花钱、怕你费事，心里肯定是希望你去看他的。”
争论
抛开公平与否，只说社会影响，刑满释放人员很可能会因为无法生活而变成一个更严重的罪犯、走上极端，社会应该对这种犯过罪的人有一定的包容性。
互联网营销师现在正在全面培训并颁发相关资格，以后需要培训和持证上岗。如果不允许有犯罪记录者进入这一行业，对用户价值观的传递和保护将起到一个重要作用。如果有MCN公司以此为流量口，用“刑满释放”做流量去带货，价值观是不对的。
刑满释放人员可当“励志网红”吗？
刑满释放人员可当“励志网红”吗？对此，不同专家说法并不统一。
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陈嘉伟律师对此表示，抛开公平与否，只说社会影响，刑满释放人员很可能会因为无法生活而变成一个更严重的罪犯、走上极端，社会应该对这种犯过罪的人有一定的包容性。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则告诉记者，主播是一个出现在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形象，其代表的不仅是一个职业，往往更是需要粉丝和打造人设来进行对外表演的特殊职业。
2022年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发布《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平台游戏直播管理的通知》。通知提到，一段时间以来，网络直播乱象、青少年沉迷游戏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亟需采取有力措施予以严格规范。通知要求，严禁违法失德人员利用直播发声出镜。网络直播平台在主播和嘉宾选用上要严格把关，坚持把政治素养、道德品行、艺术水准、社会评价作为选用标准。对政治立场不正确、违反法律法规、违背公序良俗的失德失范人员坚决不用。
朱巍表示，“现在对一些公众人物，比如说明星偷逃税、存在私德问题都要予以禁封，那么对网红来讲怎么能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把底线给划好。”
2020年7月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11个新职业，其中互联网营销师下面的“直播销售员”工种成为本次颁布的国家新职业，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引发关注。
“互联网营销师现在正在全面培训并颁发相关资格，以后需要培训和持证上岗。如果不允许有犯罪记录者进入这一行业，对用户价值观的传递和保护将起到一个重要作用。如果有MCN公司以此为流量口，用‘刑满释放’做流量去带货，价值观是不对的。”朱巍这样说。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邓千秋律师则表示，仅仅因为相关人员以“刑满释放”的标签博眼球而施予红包、打赏等，“公序良俗”原则可能成为认定此种情况下的打赏、发红包等赠予行为无效的理由，但需要具体、成熟的司法实践予以明确，目前还没有见到相关的判例。
而陈嘉伟律师提出，在上述引起网友愤怒的两个案例中，刑满释放人员均是强迫卖淫、强奸等不被社会包容的犯罪事由，有具体的受害者和真切的伤害。
陈嘉伟律师表示，如果刑满释放的强奸犯在直播中暴露被害人的相关个人信息，或者其他损害到被害人名誉的言论、行为，博取流量，被害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停止侵权行为，如果是有公司策划运营，可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在自媒体、直播中还有其他严重侮辱被害人、贬低被害人人格的行为，被害人可以“侮辱罪”提起刑事诉讼。
“针对强奸罪，刑罚是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但是如果再犯侮辱罪，侮辱罪的刑罚是可以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那么刑满释放后在附加刑期限内，犯罪人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互联网审核业内人士：
利用犯罪事实等进行炒作、消费的行为，都属于平台严厉禁止，比如穿囚服直播、讲解监狱内容信息、讲述犯罪过程等行为，都在平台的规则覆盖之内。
专家：直播从业者需重视价值观导向
朱巍对记者表示，“但现在有几十个职业确实是不允许有犯罪记录的人从事，这也是法律的规定。直播相关从业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重视价值观导向。在导向问题上，如果把刑满释放作为一个流量口吸引大家，这肯定有问题。”
记者检索发现，公务员、法官、检察官、法院书记员、人民银行行员、新闻记者、校车驾驶员等职业，针对所有犯罪终身不得从事。而直销员、导游、出租汽车驾驶员、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等职业，则是针对特定犯罪(刑罚)终生不能从事。
一位互联网审核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利用犯罪事实等进行炒作、消费的行为，都属于平台严厉禁止，比如穿囚服直播、讲解监狱内容信息、讲述犯罪过程等行为，都在平台的规则覆盖之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辰元 张炎良
中新社70年 | 通讯社还能拍电影？******
编者按：
走过70年光辉历程的中国新闻社，在海外新闻文化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辉煌业绩，其中有一章是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了解的电影电视制作。
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新闻社通过南海影业有限公司在海外发行大量自己生产的影视作品，深受欢迎。有许多影片在香港票房长期占据第一位。
本文作者方树勋是中国新闻社电影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生前为我们留下这篇介绍中新社电影电视业务发展状况的文章，虽简略，但珍贵。
1956年，香港华文电影公司的主持人、导演赵一山，希望到内地拍风光纪录片，在当时中侨委的支持下，他们到广东潮汕及海南岛等地，拍名为《月是故乡明》的风光纪录片。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潮汕和海南岛的风光名胜、人民生活的新貌。片中穿插潮剧《陈三五娘》的片段和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少数民族的歌舞。接着还拍了舞台纪录片《火烧临江楼》。
嗣后，赵一山希望中侨委能继续支持他们的电影事业，提出由于他们人力有限，希中侨委能组织力量拍片，影片由华文电影公司发行，以这样的方式支持他们。经中侨委领导研究后，此事最后主要由中新社负责筹划。
“十八条好汉”白手起家
中新社不是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对中新社来说是新生事物。在电影工作人和器材等方面，是一穷二白。首先是解决干部和器材问题。
1958年，社领导从图片部调出吴岳搞摄影。因为吴岳在泰国时就从事摄影工作，擅长拍摄人像并获得好评。在这基础上，电影摄影较易掌握。另外从社办公室调出谷雷鸣。谷在话剧表演上有一定的基础和才能。还从专稿部文艺组把我调出，主要负责编写剧本。或许是由于我在香港曾参加过电影工作，还同《大公报》《文汇报》一些对电影有兴趣的朋友一起从事过影评工作，和电影界人士有交往，对片场的情况也有些了解的缘故吧！
这几个人调集后，在吴江和谢石基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开始做准备工作。吴岳到潮汕拍《诗歌的海洋》，谷雷鸣跟赵一山一起，向他学习导演工作。我到福建采访，准备写反映侨乡新晋江(后改为福建风光)的剧本。
此后陆续调来一些同志，组成电影队。到1962年止，电影队一共18人。因为拍出了不少影片，当时这支队伍被戏称为“十八条好汉”，可能是有点褒义吧！
不计较得失，不追求名利
电影队人数少，都未正式从事过电影拍摄工作，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特别是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能完成几十部电影的拍摄，的确是奋力拼搏的艰苦历程。
大家对电影这门新鲜的工作有兴趣，有敢于大胆探索追求的勇气。全心全意想把这工作搞好。长年在外，不怕艰苦，不计较得失，不追求名利，在所有的影片上基本没有署上真名。
大家在工作上没有经验，都是一张白纸，但白纸上可以画出各具特色的画面。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虚心刻苦地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实践上逐步总结出经验，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
风光纪录片+戏曲艺术片
从1958年到1964年，中新社电影队(后改为电影组)共拍摄了二十多部风光纪录片，八部舞台戏曲艺术片。
这个时期拍摄的风光纪录片主要包括：《诗歌的海洋》《故乡行》(福建风光)《美丽的三江》《北京漫游》《万里长城万里长》《芦沟桥畔》《泰山南北》《齐鲁英豪》《西双版纳》《末代皇帝溥仪》《苏州姐妹》《广西风光》《四邑风光》等。
1959年到1963年拍的戏曲艺术片有八部：《西厢记》《丝线姻缘》《胭脂记》《并蒂莲》《云中落绣鞋》《孟丽君》《珍珠塔》《姐妹易嫁》。
上述风光纪录片和戏曲艺术片，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介绍祖国各地风貌和地方传统戏剧艺术，使关心新中国的观众，增强了向往祖国的信心。
发展壮大写下新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经历“文革”尘封多年的中新社早期电影重见天日。
1978年，在京一些部门，纷纷向中新社借出戏曲片《云中落绣鞋》《珍珠塔》《姐妹易嫁》和一些风光片到单位放映。后来所有的影片都交电影发行公司保存。《云中落绣鞋》《珍珠塔》《姐妹易嫁》等影片，也经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放映。
1978年，中新社建制恢复以后，又成立了电影部，还组建了以吴江为董事长的“南海影业公司”。在电影部和“南海影业公司”的努力下，中断了十多年的中新社电影重新起步。不但拍风光片，还拍摄了由凌子导演的《原野》；凌子风导演的《春桃》；韩兰芳导演的《精变》等受观众欢迎的故事片。
▲1981年，中新社电影部(南海影业公司)导演凌子根据曹禺先生名著《原野》改编的电影投入拍摄。图为曹禺先生与影片男主角杨在葆、女主角刘晓庆。中新社发 金兆龙 摄此外，还开创了和外国及台湾影业人士、港商合作拍片的业务。合作的影片有《龙的精神》《北京故事》《八千里路云和月》《南拳王》等十多部。在欧、美等二十多个国家和港澳地区放映，很受欢迎，颇有影响。
▲图为1987年，凌峰(左一)与中新社伙伴王楠(右二)一起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1985年，中新社电影部扩大为电影声像部，业务大为发展，拍出几十部影视片。
中新社采取与外国及港、台人士合作拍片的方式，同时拍出了多部影视片，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现实，增强对中国的认同和向往。
社会的发展，世界面貌日新月异，相信中新社的影视会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作者：方树勋(曾任中新社新闻部副主任、报刊室主任)
| 彩票开户地图 |
